原标题：
台湾作家、诗人席慕蓉承受《环球时报》专访：
诗不会不见，有人就会有诗
本报记者 张 妮
“对不住，我要请你略微大一点声响，我的右耳或许左耳肯定是退化了。”76岁的席慕蓉（图）毫不讳言自己的变老，当然，也并不喜爱变老。新书《我为回忆命名》（图）中的榜首篇日记，是她16岁在台北写下的：“还记得初二寒假，张教师送了我一本日记，那时还在头一页写什么‘长大了’，现在想起来那时多么天真。或许要到我有一天老了的时分，翻开这两本日记，该怎样好笑呢？”记者读到这，这位影响几代人的蒙古族台湾诗人忽然呜咽。她把眼镜轻轻下拉，用手指擦掉眼泪。“你看，现在就老了。我之前听一位100岁的先生做讲演。他说，100年怎样过得这么快呢？”
席慕蓉诉苦自己太没长进，还没开端采访就先哭了一鼻子，但她很快调整心情切换论题，“我现已有一个关节是人工关节。朋友说，换一块马蹄铁，我又可以在草原上多跑几年”。20年前，席慕蓉就为歌曲《父亲的草原，母亲的河》创造歌词。现在，席慕蓉更放下“狠话”：为自己写散文到此为止。弦外之音，从此只为自己的蒙古族群和文明创造。这时记者好像才了解新书封面那幅画的意义。那是席慕蓉自己的著作：洁白的月光下，一匹白马在草原上自由地奔驰，寻找着自己的方向。
写日记，为了不要忘掉现在
环球时报：为何会有《我为回忆命名》这样一本“日记体”回忆之书？
席慕蓉：我上初中时，要随爸爸妈妈举家从香港搬到台湾。临走前我对自己说：你要去换一种重生活了，不要忘掉现在，要把它记起来。然后我就开端写日记了。到了台湾，作为一个新来的插班生，我没有朋友，日记就变成了我的朋友。后来再大一点，我就开端在日记里写诗。其实，我的日记本都是母亲帮我留的。我的两个姐姐先出国，母亲现已养成一个习气，给每个孩子预备一个书篮，把那些不方便带出国又舍不得丢掉的东西放在里边收好。我去比利时留学前，就把几个日记本放在里边，6年后从比利时回来，母亲就原封不动地把日记本给了我。
写这本书是源于2014年我在母亲的家园内蒙古克什克腾草原参加了一次世界学术会议，并得以了解到更多关于外祖父的故事，所以试着为外祖父写生平记叙。之后还想写父亲。所以，我把日记一本本地翻开、摘抄，选着选着，就发现它有点像一册回忆的“日记书”了。我给回忆命名，或许，它们就会有了归属，有了回视，有了照应。
环球时报：现在许多孩子都沉迷手机、网络游戏，诗会不会和现在的孩子渐行渐远？
席慕蓉：叶嘉莹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：写诗和读诗是生命的天性。在网络时代，不需要修改赞同就可以自己宣布，没有比这再好的了。这时纸本反而变成弱势，脸书上就有许多诗。所以你定心，诗不会不见，有人就会有诗。
“席慕蓉热”曾让我惧怕
环球时报：上世纪八九十时代，您的抒情诗曾在海峡两岸掀起“席慕蓉热”。这给您的人生带来什么影响？
席慕蓉：对热销这件事，我觉得很温暖，有这么多人喜爱我的诗。但是热销所带来的一些事，也让我觉得很惧怕。由于我知道这个盛名是他人给你的，他人也可以拿走，是不可靠的，不能把它确实。有人劝我说，你的诗热销到这个程度，你可以辞去职务，不用去教学了。我心想为什么？教学对我不是担负，跟年青的学生在一同是我喜爱的，是我的原意。而写诗从年青到现在都是我的爱好，我喜爱它，我想要写。但当我出书到第三本诗集时，我不想再出书了。我想让自己安静下来，尽力躲开一些东西。之后的12年，我写了一些诗和散文，但一向没有出书。当我再次出书诗集，把12年里写的诗放到一同时，我才了解，我仍是要写诗，由于它便是我。我何须由于其他事的影响，把这个我消除掉？我不需要消除自己，只需要坚持自己。
环球时报：您觉得席慕蓉诗集热销的原因是什么？
席慕蓉：我不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。不是由于我瞧不起自己写的东西，我对自己的诗很爱惜。至于说它为什么受欢迎，我不知道，或许我知道，但假如我要回答的话，也不算数。几年前，我参加了一个席慕蓉研讨会，会上有一名学者以为我的诗集热销是由于包装好。我说，我自己就在这儿，我可以告知我们，我的诗集没有包装，榜首本诗集《七里香》的封面是我自己画的，画得很丑陋，也没有举行记者会，你们为什么不问问我呢？成果那位学者说，作者自己说的话不算数。我其时就了解了，本来如此，我就放轻松了。所以，假如有人以为，我的诗集热销是由于画了美丽的插图之类，我都没有定见。
爱情不能用一句话来解说
环球时报：您的情诗打动了许多人。您的爱情观是什么？
席慕蓉：爱情不能用一句话来解说，不能只要一个比方。我写的仅仅自己的感动，爱情没有必定的规矩。我在一本日记里写过，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说，他的教师爱上一个女子，那个女子对他的教师并未给予相等报答，学者就以为他的教师什么都没得到，并用不是很好听的描述词来描述那个女子。我想，假如你真的像那位教师相同好好地爱上了一个人，并不是必定要求那个人报答的。就算那个人不爱你，你仍是得到了爱情里的某一部分。假如你们很相爱，后来那个人孤负了你，你也曾好好地爱上过一个人，它不算爱吗？仍是啊。
我仅仅翻译者，草原才是原文
环球时报：为什么您近几年很少写抒情诗，而是将更多精力投入写原乡蒙古的诗篇和散文？
席慕蓉：我在台湾上初二之前，一向不觉得蒙古人跟汉人有什么不同，我跟身边的朋友都共处得很好。但初二那年，我的地舆教师在讲到蒙古人时，那些排挤和轻视的话伤了我的心。我问到一些在台湾长大的蒙古孩子，他们都是在那一堂课忽然发现，本来不同的文明集体之间会有这样的排他心和轻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本来是同一名师范大学的教师在教地舆系的学生，而一届一届学生都到中学教学，每个人讲到这堂课时，都会用那名教师的话来讲给全班。那名教师肯定没有去过蒙古高原，也肯定没有研究过游牧文明，他也是听来的。所以，教育这件事，可以变得可亲可善，也可以变得很恐惧。后来我想，假如一名教师可以影响到整个台湾那个时代的教育，那么一个人写一本书是不是也或许发生一些影响？所以我从2010年开端宣布蒙古英豪叙事诗。
环球时报：从30年前榜首次回蒙古到现在，您对蒙古文明怎么了解？
席慕蓉：我离蒙古文明的中心还太远，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办法了解。但我仍是发现，游牧文明是最早的爱惜大自然的文明。它崇尚万物有灵，众生相等，它的一切都是和大自然调和的。这些都是草原上的牧民告知我的。我现在所写的东西都仅仅翻译，你要看原文，就要站在这块土地上，它便是原文。
现代文明对游牧民族有许多协助，比方运输工具的开展、医疗前进、远距离通讯、小孩子可以就近读书。只要能协助牧民生活得更好，现代文明就和游牧族群之间没有抵触。但假如现代文明意味着必定要让牧民搬进高楼，那就很憎恶了。现代文明不是只要看得见的高楼，大片草原也归于现代文明。在那片有生产力的草原上，牧民相同可以轻松的享用劳作后的成就感和生计的高兴。▲
